伦敦8月15日。最近，布腊提昂诺写信给“每日新闻”，描述了多瑙河各公国居民在奥地利占领军的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暗示法国和英国的领事有两面派的行为，随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奥地利在多瑙河各公国保持一支为数8万人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来阻止土耳其军队进入贝萨拉比亚（像官方的急电所证明的那样）和阻止罗马尼亚军队建立起来（虽然罗马尼亚军队能够积极参加战争），如果奥地利同时从加里西亚撤出20万人，从而使俄国有可能以同等数量的军队开入克里木，那末奥地利是否会充当同盟者或至少充当中立国的角色？”
奥地利自从充当中介人，即既非同盟者又非中立国的角色时起，就采取了两面性的立场。据我们看来，从1853年6月14日克拉伦登勋爵寄给维也纳内阁的急电中摘引的下面一段话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多多少少把奥地利推上了这条道路。
“如果俄国军队通过多瑙河各公国侵入土耳其的另一些地区，那末大概会发生基督教居民不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支持苏丹，而是为了争取本身独立的总起义；不用多说，这种起义很快就会蔓延到多瑙河沿岸的奥地利地区。但是，要判断这些事件会对匈牙利和意大利发生什么影响，会怎样鼓舞那些使奥地利有理由担心的欧洲叛乱者（这些叛乱者认为实现自己计划的良机现在恰好就要来到了），这乃是奥地利政府的事情。正是这些理由促使女王陛下政府同奥地利共同争取达到一个对社会利益十分重要的共同目的，同它一道寻求一个使俄国的正当要求与苏丹的主权能够调和的办法。”
议会常会快要结束了，但还有一个涉及奥地利政策的问题仍然像在常会开始时一样没有搞清楚。奥地利对克里木远征采取了什么立场？今年7月23日，迪斯累里问约翰·罗素勋爵，他根据什么说“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奥地利拒绝越过普鲁特河”。
约翰·罗素勋爵记不起来了，更确切些说，他表示“他的根据就是模糊的回忆、一般性的回忆”。于是迪斯累里又向帕麦斯顿提出这个问题，帕麦斯顿
“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涉及女王陛下政府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女王陛下的同盟者的一个君主政府之间长期谈判中的某些方面”。
我们看到，帕麦斯顿用这种显然是支吾搪塞的回答证实了罗素的声明，但只不过是间接地、在对“某种程度上的同盟者”使用的委婉词句的掩盖下证实了罗素的声明。现在我们从下院转到上院来看一看。今年6月26日，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表演说猛烈攻击奥地利：
“6月初〈1854年〉奥地利决定要求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要求的词句极其强硬，带有某种类似威胁的口吻：如果要求不予实现，就要采用武力。”
林德赫斯特作了一些历史性的评语以后，继续说道：
“当时奥地利果真对俄国实行了某种进攻吗？它打算把军队开进多瑙河各公国吗？根本没有。在几个星期以内，一直到锡利斯特里亚解围，俄国军队开始撤退，俄国自己宣布打算过一些时候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军队调回普鲁特河彼岸的时候，奥地利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在这以后，奥地利才想起了自己的义务。”
克拉伦登勋爵在回答这篇演说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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